在虛浮、圓滑、取巧、推諉成為社會(hui)普遍心(xin)態的(de)清朝晚期，曾國藩大膽地提出(chu)“天道(dao)忌(ji)巧”的(de)命題(ti)。他(ta)(ta)高呼“去偽而崇拙(zhuo)”，這(zhe)個“拙(zhuo)誠”的(de)工(gong)夫是曾國藩領導(dao)力的(de)核心(xin)，也是他(ta)(ta)一生得力之處(chu)。
理念：志之所向，金石為開。許多人心目中的曾國藩是權謀家的代表，這是對他的誤解。曾國藩的領導藝術雖不無權謀因素，但其核心卻是“忠義血性”的儒家理念。曾國藩生于雍、乾后，舉國風氣的敗壞，幾乎達到了頂點。而在曾國藩看來，最可怕的不是太平軍的造反，而是統治階級本身的人心陷溺、人欲橫流。軍事的失敗只是一種表象，它的背后是價值體系的崩潰。大清王朝要想走出這場空前的危機，必須解決人心的問題。因此，曾國藩與羅澤南等人，宣講舉世都不宣講的儒家學說，以傳承圣人的價值體系為己任，最終排除千難萬險，成就了“以轉移社會風氣來造就一代之人次”的功業。
用人：尚樸實，耐勞苦。任何理念最終都需要認同理念的人去實現。如果說在理念上曾國藩高揚的是“血性忠義”，那么在人才的選拔上，他選擇的則是能夠切實認同這種理念并加以踐行的“樸拙之人”。曾國藩從最根本的選人環節入手，提出軍官一定要選“質直而曉軍事之君子”，兵勇則一定要選“樸實而有土氣之農夫”。選什么樣的人，決定了一個組織會養成什么樣的作風。湘軍靠什么打勝仗？靠什么持續地打勝仗？就是這種“尚樸實，耐勞苦”的作風。而湘軍之所以能形成這樣的作風，關鍵就是湘軍選募時堅持選用樸拙之人。曾國藩的用人，從表面看來迂闊笨拙，其實正是他的過人之處。
治事：大處著眼，小處下手。管理最忌諱的就是全無實際而空談誤事。曾國藩從一開始就對此有深刻的認識，他強調“軍事是極質之事”，來不得半點虛浮的東西。他厭惡聽到高談闊論，只喜歡平實之言、平實之行。曾國藩的管理風格亦是以“勤、實”二字為核心。他認為，帶兵一定要腳踏實地，勤勤懇懇，一步步地從小事做起，才能日積月累，見到成效。
作戰：扎硬寨，打死仗。曾國藩用兵，很少有出奇制勝的戰例，他有自知之明，不高估自己的能力，不低估對手的智商，由此發展出了一套“扎硬寨，打死仗”的笨工夫，穩慎徐圖，穩扎穩打，反而一步步地在與太平軍的作戰中占盡了上風。
組織文化：還我真面，復我固有。曾國藩說過：“馭將之道，最貴推誠，不貴權術。”在曾國藩的身體力行之下，湘軍形成了一種坦誠相待、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組織文化。這種坦誠相待的“湘軍精神”，也是湘軍凝聚力和戰斗力的來源。
心性：成敗聽之于天，毀譽聽之于人。任何一種理念的踐行過程中一定會遇到很多挫折與障礙。曾國藩的一生，可以說是屢戰屢敗，充滿了挫折與逆境，但他的過人之處，就在于他以“男兒自立，必須有倔強之氣”的意志力量堅持到了最后。
曾國藩說：“天下事，未有不由艱苦得來，而可大可久者也。”取巧只是小聰明，只會得利于一時；拙誠才是大智慧，方可奠基于長遠。正如梁啟超評價的那樣，曾國藩并沒有超群絕倫的才華，在當時的*人物中，他被認為是最遲鈍愚拙的一位。他的一生，也一直在逆境之中，然而他立德、立功、立言，達到了古人所說的三不朽的境界，這是什么原因呢？他一生得力的地方，就在于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歷盡百千險阻而不屈服，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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