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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戰略思想和領導藝術

中(zhong)(zhong)國*建立(li)和新(xin)中(zhong)(zhong)國成立(li)以來(lai)，經過幾(ji)代人(ren)的(de)(de)奮斗(dou)，中(zhong)(zhong)華(hua)民族(zu)已經實現了偉大的(de)(de)歷(li)史復興。不過，中(zhong)(zhong)國崛(jue)起的(de)(de)同時面對(dui)著復雜的(de)(de)安全環境，當前又面對(dui)多元化(hua)社會不同價值觀以及(ji)黨(dang)內(nei)官僚主(zhu)(zhu)義、形(xing)式主(zhu)(zhu)義、享樂主(zhu)(zhu)義和奢(she)糜之風(feng)這“四風(feng)”的(de)(de)挑(tiao)戰(zhan)，如何(he)對(dui)待毛澤東思(si)想已成為一個(ge)重大的(de)(de)理(li)論和現實問題。毛澤東在革命戰(zhan)爭年代和解放后的(de)(de)軍(jun)事斗(dou)爭中(zhong)(zhong)的(de)(de)軍(jun)事思(si)想以及(ji)他的(de)(de)哲學(xue)思(si)想指，為我們后人(ren)留下(xia)極其寶貴的(de)(de)財(cai)富(fu)，今天也是人(ren)們端正黨(dang)風(feng)和指導工作的(de)(de)重要指南。

一、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及其歷史地位
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思想確定了新的定義——“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集體智慧的結晶。”2013年12月，在*舉行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座談會*指出：“革命領袖是人不是神。盡管他們擁有很高的理論水平、豐富的斗爭經驗、卓越的領導才能，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的認識和行動可以不受時代條件限制。不能因為他們偉大就把他們像神那樣頂禮膜拜，不容許提出并糾正他們的失誤和錯誤；也不能因為他們有失誤和錯誤就全盤否定，抹殺他們的歷史功績，陷入虛無主義的泥潭。”
對待毛澤東的思想和實踐的正確態度，應該是繼承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毛澤東本人以往的戰略思考和指導方式（尤其是解放后的決策）則應一分為二，繼承和發展其精華，并以其失誤為戒。
1．馬克思列寧主義軍事學說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產生了毛澤東軍事思想
*最近強調*人要“不忘初心”，這個“初心”就是共產主義的理想。馬克思主義指引了人類追求自身解放，恩斯斯在馬克思逝世后對其理論功績的評價概括為兩大方面——剩余價值學、歷史唯物主義。前身引導了被壓迫階級的反抗，后者為革命者提供了認識世界的武器。毛澤東從走上革命道路起，便信奉唯物史觀，也是他哲學思想的基礎，也是其領導藝術的理論淵源。
毛澤東戰略思想的形成，是在與國內外強大敵人的長期作戰中逐步形成、完善并趨于成熟的，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
毛澤東回憶早期學習馬克思主義，只學了四個字即“階級斗爭”，他早期閱讀的馬列主義著作也主要是列寧的著作。1925年毛澤東寫下的《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開篇就提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這一思考，反映出毛澤東在大革命時期就在獨立思考中國革命的總體戰略。
在1927年至1937年的土地革命戰爭實踐中，毛澤東解決了如何以土地革命發動農民、如何建設軍隊、如何建設根據地這三個核心問題，從而提出了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戰略原則。
2．理論家與統帥的雙重地位結合使毛澤東形成深邃哲學思維
在古今中外戰爭史上，像毛澤東那樣集軍事統帥與理論家于一身的人物非常少見。他既能從親自領導的戰爭經驗中總結出軍事理論，又可以把自己提出的理論付諸實踐和反復驗證，這個實踐的特點是古往今來許多軍事家所不具備的。
實踐第一，尤其是深入中國革命的實際，這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基礎，也是他后來一系列軍事業績的思想基礎。
毛澤東作為一個偉大的軍事家，首先在于他是一個杰出的戰略家。在重大關頭，他做出一系列關系國家前途的決策，即“大戰略”方面的決策。例如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戰爭取得最后勝利，在國際戰略全局上恰恰是利用了全球范圍的兩大力量對峙。1949年初，毛澤東在西柏坡總結：現在世界形勢是兩個老虎對峙，一個紅老虎，一個白老虎，我們正好利用這個間隙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
3．革命性與民族性統一造就了符合中國國情的戰勝強敵的戰略戰術
毛澤東曾總結說：所謂戰略戰術者，講過來講過去無非就是四句話：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毛澤東解釋這一思想，其基本精神就是不要跟在人家后面走，要有自己的一套打法。你發揮你的優勢，我發揮我的優勢。你依靠先進的武器，我依靠有覺悟的人民。我能吃掉你時就吃掉你，我吃不掉你時也不叫你吃掉我。
在革命戰爭(zheng)、保衛國(guo)(guo)家的(de)軍事斗(dou)爭(zheng)中，乃在國(guo)(guo)家建設事業中，毛(mao)澤(ze)東這種發揮(hui)自(zi)身長處(chu)，強(qiang)調(diao)自(zi)己有一套獨(du)特(te)做法的(de)思(si)想，一直是人們堅持走中國(guo)(guo)特(te)色道路(lu)的(de)指南。

二、學習毛澤東思想及其領導藝術應掌握其立場、觀點和方法
根據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對毛澤東思想的歸納總結，其核心主要體現為三個特點：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
1．實事求是──反對“本本主義”，開創有中國特色的革命戰爭道路
1927年8月至12月，南昌、秋收、廣州三大暴動的目標都是奪取大城市，受挫后毛澤東率先帶隊伍上山實行“武裝割據”。毛澤東開辟井岡山根據地時最早制定了《井岡山土地法》，仿照蘇俄模式，規定沒收地主（土豪）的田地分給農民，卻仍歸公有。1956年9月，毛澤東在黨的八大上回顧說：“在井岡山的時候我提出的那個土地法很蹩腳，不是一個徹底的土地綱領。”
1929年上半年，毛澤東率部從井岡山突圍到達贛南興國后，改變了《井岡山土地法》而制定了《興國土地法》。新土地法改變了蘇俄的土地公有方式，將土地分配給農民私有，發動農民打土豪、分田地有了基本指針。事實證明，土地革命、農民戰爭和*的領導這三者相加，就構成了中國革命戰爭的全部內容。
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毛澤東總結豐富的斗爭經驗，寫出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以及他一生最重要的哲學著作——《實踐論》、《矛盾論》。強調一切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注重矛盾的特殊性，這是開創革命勝利道路的思想保證。
2．群眾路線──主要依靠農民參軍參戰，以人民戰爭戰勝強敵
毛澤東從領導武裝斗爭起，便不但使用軍隊打仗而且用人民打仗，尤其是注重發動農民以形成人民戰爭，這恰恰是把歷史唯物主義應用于戰爭領域的體現。由于中國革命戰爭的主要依靠力量是農民，農民問題的關鍵又是土地問題，
在抗戰期間，中國*動員人民參軍參戰的關鍵同樣是解決土地問題。中共*為同國民黨合作抗日停止了土地革命，為解決廣大農民土地問題便實行減租減息（二五減租），以這種變相的土改動員起群眾。1946年全面內戰爆發前夕，中共*發布了《五四指示》，恢復斗爭地主和分配土地的政策，“保家保田，保衛勝利果實”成為動員參軍支前的關鍵。
解放戰爭期間*干了兩件大事，一是打仗，二是土改，土改又是打仗的基礎。
3．獨立自主──爭取外援時主要依靠自力更生隙爭取勝利
中(zhong)國(guo)*成(cheng)立后成(cheng)為(wei)共產國(guo)際一個支部，國(guo)際派來的代表雖有正確的指示，多數人卻(que)犯了瞎指揮錯誤（包括王明(ming)）。從(cong)1923年(nian)到1927年(nian)，蘇共*政治局(ju)討論(lun)中(zhong)國(guo)革(ge)命(ming)問(wen)題開過122次會，作(zuo)出過738個決議，中(zhong)國(guo)大(da)革(ge)命(ming)失敗時卻(que)毫無自(zi)(zi)我(wo)批評，把責任全推給陳獨秀(xiu)。從(cong)1921年(nian)至1927年(nian)，中(zhong)國(guo)*的活動經(jing)費主要靠蘇聯提(ti)供(gong)，國(guo)際代表能(neng)以此發(fa)號施(shi)令。1927年(nian)毛(mao)澤(ze)東率軍轉入被包圍的農村根據地之后，只能(neng)靠自(zi)(zi)力更(geng)生。抗日(ri)戰爭期間，中(zhong)共軍隊難以得到外援，靠“自(zi)(zi)己動手，豐衣足食(shi)”解決了經(jing)濟上的困難，因而能(neng)抵制斯大(da)林(lin)的一些錯誤意見。歷史證明(ming)，能(neng)“自(zi)(zi)力更(geng)生”才能(neng)“獨立自(zi)(zi)主”。

三、解放后毛澤東的軍事探索奠定我國國防戰略基礎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根據我國社會主義的性質和保衛祖國的任務，制定了積極防御的戰略方針，也是毛澤東戰略思想在更新、更高階段上的發展。在國家建設中，毛澤東注重發揮廣大人民的主動性和創造精神，強調“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創造了一個個人間奇跡。
1．獨立自主，自強自立作為國際戰略中的基本立場
新中國成立時，部分民主人士建議新中國在美蘇之間保持中立，毛澤東決定“主動地一邊倒”。在“一邊倒”的戰略方針下，又要保持自立自強，那就是在聯合盟友時不能聽從指揮棒，爭取本國利益的*化。
蘇聯在50年代提供的軍事援助幫助我軍邁入了現代化，然而毛澤東為首的中共*卻始終堅持自主的立場。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毛澤東下決心出兵朝鮮，通過抗美援朝戰爭，中國重建了鴉片戰爭以后喪失的民族自信并贏得國際尊重。
在*兩國綜合實力相差懸殊的形勢下，毛澤東為首的新中國軍事領導人在指導藝術上最高超之處，便是發揮主觀能動性，變整體力量上的劣勢為局部戰場上的相對均勢，特別是達到了以下四個平衡──
國際戰略格局平衡：敵打聯合國旗號，我國同蘇聯結盟并發動亞非民族解放運動，牽制了*的主要力量。
作戰時間平衡：“白天敵人控制，夜間是我們的天下”。
作戰空間平衡：敵有海空優勢，我有地面地下優勢。
戰斗力平衡：敵掌握技術裝備優勢，我有精神優勢。
50年代中期，對我軍在東南沿海采取的軍事行動，毛澤東稱為“政治仗、軍事仗、外交仗、宣傳仗”的結合。在美軍介入的直接威脅下，毛澤東在指導作戰中既敢于斗爭，又善于斗爭，采取“有理、有利、有節”的高超策略，在不擴大戰爭的情況下勝利地解放了浙東諸島，隨后并實施了炮擊封鎖金門的作戰。
2．安定四鄰，以打求和以保障國家建設
解放初期，毛澤東、周恩來在處理周邊問題時確定了“安寧四鄰，以利建設”的方針。解放后軍委確定的戰略方針，又體現了不同保衛我國安全的重點方向。1949年末確定“南重北輕”，以解放臺灣為重點；1952年確定“東北為死守區，華北、華東為堅守區，華南為機動防御區”；1960年廣州會議概括出“北頂南放”；1964年十三陵水庫會議確定“應付四面八方”；1969年后以“三北”為重點，后概括為“一條線”。
1962年，當我國經濟面臨嚴重困難時，印度乘機在中印邊界西段推行“前進政策”，毛澤東最后確定實施反擊。他曾指出，對印反擊戰是一場“軍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軍事仗”，其目的是“中印邊界上打了一仗，可以爭取十年的邊境安定。”事實證明，全國解放后我軍進行局部戰爭有一個基本規律，那就是——“打是為了和；不打不能和；打不贏也不能和；打過頭了還影響和。”因為，確定戰略目標應明確、合理、有限，與自己實力相符，這是戰略指導的基本要求。
3．戰略指揮高度集中和戰術行動充分放權相結合
“大權獨攬，小權分散”的原則體現為戰略上高度集中，戰術上充分放權。毛澤東為首的我軍統帥部在戰爭年代形成的一個傳統，便是統帥一般不干涉下面的戰術問題，因下級更了解戰地實際，應大膽地發揮下面的積極性、機動性。毛澤東下達的指示，多允許下級變通執行。
全國解放后，毛澤東、周恩來一直強調“外事無小事”，軍事、外交事務都要由毛澤東親自決定，是因為這兩項直接關系國家安危，必須實行高度集中的領導。例如在解放初期處理西藏問題時，毛澤東親自決定各項政策。我軍在對印度發起反擊作戰之前，毛澤東仍強調：打第一*要經過我的批準，打起來我就不管了。
1974年的西沙反擊戰勝利，也是臨機反應及時的范例。前線部隊遇敵挑釁后及時反擊，并完全收復西沙，體現了戰略指揮的靈活性。不抓住這個原來未預料到的機會，西沙群島的一部分也會被越南占領，南海就會出現對我國非常不利的局面。
4．自力更生同爭取外援相結合，掌握尖端武器并實施有效威懾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馬上提出了國家工業化和軍隊現代化的任務。毛澤東還指出：“只講導彈、原子彈、氫彈，民兵是否也能每人發一個原子彈呢？所以，洋的土的要結合，常規武器加特種武器。”土洋結合，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是毛澤東在國防建設中重要的戰略思想。
1953年赫魯曉夫上臺后，因基礎不穩并有求于中國支持，毛澤東為首的中共*抓住這一歷史契機，迅速提升了我國科技和軍工水平。1957年7月，因蘇聯內部不穩，毛澤東又同意抓住一個重要的歷史機遇，從蘇方爭取到核技術援助。中國從一輛汽車、一架飛機都不能制造的薄弱基礎起步，十幾年里便完成了“兩彈一星”的研制，實現了大幅的跨越式發展，這正是自力更生同引進外國先進技術相結合的結果。
毛澤(ze)東認(ren)為核(he)武器(qi)既要“有”，又不能多搞。1961年9月，他(ta)向英國(guo)元帥(shuai)蒙哥馬利說：“我(wo)們即使搞出(chu)來，也只是一(yi)個指頭。這是嚇人的東西(xi)，費(fei)錢(qian)多，沒有用。”不首先使用，“有一(yi)點，少一(yi)點，好一(yi)點”是最正確的核(he)戰(zhan)略。

四、毛澤東晚年戰略失誤同樣是寶貴財富
毛澤東晚年的失誤，在戰略問題上也有表現。1980年鄧小平在評價毛澤東時指出：“因為過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毛澤東同志的錯誤在于違反了他自己正確的東西。” 從哲學角度看，晚年毛澤東由于脫離實際，出現了主觀唯意志論的思想傾向，最終陷入了自己過去深惡痛絕的主觀主義之中，“大躍進”和“文革”悲劇出現的思想根源便在于此。
1．對時代主旋律的認識偏差會造成戰備“過火反應”
在50年代，毛澤東曾科學地判斷世界大戰打不起來，由強調世界革命變為承認“革命是不能輸出的”，同意對外強調和平共處。進入六十年代以后，這一探索中斷并出現倒退，表現為希望世界革命速勝的不切實際的觀點。60年代后中國陷入嚴重經濟困難，援外卻大幅增加，并將越南的抗美戰爭視為典范，而把和平共處、和平競賽都批判為修正主義。
2．“國際主義”與國家利益難以統一損害了本國利益
“支援世界革命”與“和平共處”有著不可解的矛盾，這使我國對外政策長期陷入兩難和兩頭兼失的困境。執政黨在對外戰略中過多考慮意識形態因素，勢必與國家利益發生矛盾，最后導致決策機制的紊亂。
1969年3月，沈陽軍區部隊同蘇聯邊防軍發生戰斗，兩軍進入全面對峙的臨戰狀態。當年參加過“反修”斗爭的老一輩革命家伍修權在90年代也曾總結說：“對于這場三十多年前的‘反修大戰’，我黨已經在種種場合用不同方式作了新的評價和結論，認為它是可以避免和不該發生的。……它是我們黨內當時那股‘左’的思潮在對外關系上的反映。毛澤東作為這場‘國際反修大戰’的最高指揮，一方面表現了他非凡的才智和魄力，另一方面多少也反映出他個人的失誤和局限。”
3．對主要威脅的錯誤判斷導致政治、軍事工作重心的偏差
60年代毛澤東在國家安全戰略上的*判斷失誤，是把所謂“內外修正主義勾結”視為*威脅，因而發動旨在“反修防修”的“文革”。1989年胡喬木在《中國為什么犯20年的“左”傾錯誤》一文中，將60年代和70年代對戰爭問題的“過火反應”列為“左”錯誤五大表現之一。當年用外部敵情刺激來強化國內“反修”，在政治上經濟上都造成嚴重惡果，不過此舉也產生一個有益的副產品即*和解。
4．未及早實現執政黨思維方式的轉變，總是“以階級斗爭為綱”
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黨的軍事工作中心由奪取政權變為保衛國家安全和權益，中國*要用執政黨的思維考慮戰略問題。毛澤東晚年在處理國內安全問題上，過多地強調了階級斗爭，處理對外關系時也以意識形態劃線，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國家利益的維護。
推進“世界革命”受挫后，從1971年起毛澤東通過邀請*總統尼克松訪華，從國家利益出發開始實行抗蘇的“一條線”戰略。當時毛澤東也承認支持的他國革命組織不死不活，提出應對其減少援助，并在1974年至1975年決定同東盟國家建交，同意不再支持其國內的*游擊隊。毛澤東晚年的這一決定，表現出面對國家利益與意識形態的矛盾，最終以國家利益為重。實踐證明，按國家利益處理對外關系才能維系長久并互利，按“國際主義”處理國家間關系都會由親變仇。
毛(mao)澤東(dong)生前(qian)也曾(ceng)講過，不要(yao)把錯誤看(kan)成(cheng)(cheng)一種恥辱，同時(shi)要(yao)看(kan)成(cheng)(cheng)一種財產。毛(mao)澤東(dong)晚年在探索中的失誤，為中國*人(ren)提供了重要(yao)借鑒。鄧小平通過反(fan)思“文(wen)(wen)革”時(shi)“左”的錯誤，進入70年代后(hou)對我國內外政策都(dou)有(you)了新思考(kao)，復出(chu)(chu)后(hou)即(ji)加以改變。從(cong)1987年中共十三(san)大起，黨章上都(dou)刪去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條(tiao)文(wen)(wen)，從(cong)國家利益出(chu)(chu)發考(kao)慮問題成(cheng)(cheng)為黨的基(ji)本要(yao)求。

五、借鑒經驗教訓，以時俱進創新戰略思維
1980年8月，鄧小平曾強調：“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我們還要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同時他還指出：“毛澤東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確的部分。”2013年12月*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的講話中，又重申了鄧小平的這一評價。
1．以開放的眼光與時俱進地看待外部世界，不斷創新戰略思維
對世界和時代特點的認識，是戰略指導正確與否的首要因素。吸取蘇聯的教訓，中國*人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關鍵不是只注重暴力，而是要發展生產力，我國軍事工作的重要目標則是保障經濟建設的順利發展。
在延安時期，毛澤東根據世界形勢和中國國情，提出新民主主義思想，這是毛澤東最偉大的政治理論貢獻，在此基礎上創造出了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50年代后期，毛澤東在國際戰略方面曾提出一個重要思想：中國要獨立，第一要同*斗，第二要同蘇聯斗。中國要發展，第一要同蘇聯搞好關系，第二要同*搞好關系。幾十年來我國的發展歷程，證實了這一思想的遠見性。
2．建立民主化、最優化的戰略決策機制
戰略指導正確與否的基本保證，是能否堅持實踐第一和發揚民主。在革命戰爭中，毛澤東長期深入斗爭第一線，并且很注意聽取前線指揮員的意見。
在50年代的軍事斗爭中，由于黨內民主生活還比較正常，毛澤東能注意及時聽取各種意見。進入60年代后，由于黨內民主生活日益不正常，很難發表不同意見，出現失誤便難以糾正。歷史證明，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任何人都不能違反，包括毛澤東本人在內。
毛澤東當年決策的一個特點，又在于經常有奇思妙想，在發揚民主后能乾綱獨斷。通過研究解放后的戰略決策過程，可概括出以下經驗：
①正確判斷世界形勢，確定適當的戰略目標。
②建立科學化、民主化的決策機制。
③處理好目標與能力的平衡，目標要堅定、具體和有限，不能隨意擴大。
④多種手段配合，對大國和強敵斗爭要有理、有利、有節，不宜結成死敵。
⑤決策時慎思，計算好斗爭的成本和后果。
3．對革命理論要學習其基本立場、方法，而不能拘泥于某些結論
毛澤東留給后人最寶貴的財寶，是以他名字命名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中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這些基本立場、觀點，也體現在革命戰爭時期形成的毛澤東戰略思想中。當然，由于歷史條件的變化，某些現成結論不能套用。林彪、“四人幫”鼓吹的個人崇拜，恰恰造成了思想僵化，使我國軍事戰略決策在60年代至70年代出現一系列失誤。如今人們學習毛澤東戰略思想，主要是領會其立場、觀點和方法，來指導現實工作。
4．樹立科學發展觀，繼承和發展毛澤東思想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成為新中國發展史上的歷史性轉折點，在軍事戰略問題上也體現為不以意識形態、而以國家發展利益考慮對外斗爭。黨內克服了極“左”思潮，決策也開始走向科學化。在新的歷史時期里，研究以往戰略指導藝術，對當前和今后的軍事斗爭有著重要的參考借鑒作用。正如*在紀念毛澤東120周年誕辰的座談會上所說的：“不能用今天的時代條件、發展水平、認識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業績來。”
毛澤(ze)(ze)東當年是(shi)打破“本本主義”、解(jie)(jie)放思想(xiang)的(de)典(dian)范(fan)。我們新一代人不但應(ying)學習(xi)毛澤(ze)(ze)東思想(xiang)，也應(ying)學習(xi)毛澤(ze)(ze)東的(de)實踐，在新時期解(jie)(jie)放思想(xiang)，創(chuang)新思維(wei)，毛澤(ze)(ze)東的(de)戰略思想(xiang)和指(zhi)導藝術仍是(shi)應(ying)該繼承(cheng)的(de)財富。

毛澤東的戰略思想和領導藝術